此生长

此生长相当直观，2023年上海全市总和生育率为0.6。意思是上海市的妇女，平均整个育龄期间生了0.6个孩子，相当于约每两个妇女中，就有一个人选择不生育。

再有，除了经济等因素，观念对生育率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社会不妨给年轻人更多的选择，比如，生育是否一定需要和婚姻捆绑？答案或许也应当随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变化。

比如，针对遇到“生不了、生不起”难题的夫妻，辅助生殖技术就可以极大缓解其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最近上海官宣，今年6月1日起，将“取卵术”等12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今年以来，江西、山东、内蒙古、甘肃等地也已宣布，部分辅助生殖所产生的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在此之前，北京、广西等地已经开始实施此项政策。

最显著的影响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从宏观上看，人口是个慢性变化但是惯性极大的变量，这一点对上海来说更为明显，目前上海户籍老年人口占比已达36.8%，城市已迈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而生育率下降使得出生人口数减少，进一步提升了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如果说社会是一个稳定循环的池塘，极低的生育率就像砸进池塘里的一块石头，激起的链式反应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系列影响，其中很多恐怕是整个社会难以预料，也难以承受的。

为了提高国内生育率，德国政府运用了一系列政策工具：给钱、给时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保障、以及提供对三个以上孩子家庭的特殊政策（比如更高的儿童金）。从德国的生育率曲线来看，其2009年以来的各项家庭政策，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起到了显著的效果。

在个人层面，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人口老龄化必然给年轻人带来更大的压力，一方面退休年龄的延迟只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越来越少的年轻人需要支持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将成为普遍的现实，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可能很多不想生育的年轻人，还不会想到那么久远的未来，但生育率确实很像一支回旋镖，在适龄年轻人决定不生孩子那一刻，已经预示着其带来的结果仍会作用在年轻人身上，不是这批，就是那批。

生育率下降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反过来说，单一或单向的政策已无法解决少子化的问题，就业、结婚、生育、育儿、教育和养老等环节的保障都不可缺失。正如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王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要盲目地去强调多生孩子，而是去想怎么才能尊重个体，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当然，生育是一个长期问题，尤其是对于已经进入低生育陷阱的地区来说，需要漫长且坚持的投入，去带来可能的改变。但如果我们还在期待一个更有朝气、更有活力的未来，这份投入就是必要且珍贵的。毕竟，有人才有希望。

近年来，不断有人口专家提出，生育政策的宽松化和配套服务措施的完善，是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变化。2023年，四川就试行了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为单身生育等新型生育方式提供了可能性。

人口数量的减少，也必然带来人工成本的上升。如果人口持续下降，未来能享受到的保姆、快递、外卖、餐饮等生活服务的便利性和易得性，恐怕也会大大下降。从这个层面看来，人口不仅影响消费模式和社会服务需求，更进一步说，或许也会改变社会发展路径。

横向比较，情况也不怎么乐观。上海的生育率甚至低于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韩国。2023年第四季度，韩国公布的生育率是0.65。

上海每年都会建设大量的养老机构床位，我想起之前还有人疑问，说现在床位都住不满为什么还要不停建，其实这是为未来老年人口高峰的到来做准备。官方的预计是，2030-2035年之间，上海老年人口数量会进一步到达高峰，专业的照护需求会非常巨大。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会的老龄化会急速前进，加之少子化的叠加效应，应对养老冲击的压力会非常大，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将越来越难以忽视。

人口学的基础理论认为，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完成世代更替，即维持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数量上持平。而按照国际一般标准，总和生育率达到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的警戒线”，低于1.5则进入低生育陷阱，再次提高生育率将会变得困难。

从本质上来讲，提高生育率，其实也是一个“推力”与“拉力”互相博弈的过程。尽可能地消弭阻碍年轻人生育的拉力，帮助更多有生育意愿、但因客观现实因素而难以做出生育决定的适龄青年，更根本的改变才可能发生。

实际上，这几年，人口学家一直在谈生育率问题。一项发表在《济南大学学报》的研究发现，2018年开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上海的最新统计数字，只能说是再强调了一遍人口问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