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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统治下的王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语言文字庞杂，政令下达十分不便。”黎李说，基于此，忽必烈急需一种重新创制的蒙古文字，用于官方文书和符牌的使用，八思巴即以藏文字母为基符，研创出了八思巴文这种新的拼音文字。

谈及八思巴文的使用，黎李说，据考证该文字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官方文书和符牌之上。在广大的民间社会，通行的仍是汉字。八思巴文仅供元朝官方使用了110年左右，符牌制度也随着元朝的覆灭逐渐被废弃了。元朝统治者并未强行推行使用此种文字，尊重各地区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实现互鉴共荣，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黎李表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虎自古被视为象征勇气、力量以及财富的瑞兽，也是扶正镇邪的保护神。人们素仰虎的勇猛、威仪，因此古代帝王将相便利用虎的震慑力来凸显自己的社会地位。人们塑虎为器的最初目的，就是借虎的威仪将王权与神权结合，以此象征政治权力。(完)

秦汉以后，符牌逐渐衍生出节、虎符、竹使符等门类。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元代为巩固辽阔广大的疆域、促进交流、通达贸易，继承了古代行之有效的符牌制度并有所创新。元代符牌的种类很多，有金虎符、金符、银符、海清符和圆形虎符等数种，金虎符为万户佩用，银符为百户佩用。海清符是圆牌，质地有金、银、铁三种，它是元代前期有军国紧急大事时才能使用的符牌。后来改用圆虎符，有金、银两种，其区别在于遇军情的缓急而有所不同。

符牌为铁铅等合金质地，座顶有用于系绳佩带的椭圆形活环，系环牢固而灵活，这种在今日看来很普遍的活环，制作技艺在元代却“实属难得”。此外，符牌上的文字和虎纹毛发都采用镀银技艺，制作工艺精细，正文字体规整。

符牌最早是兵权及君权的象征。《史记·五帝》所记载“轩辕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里的“符”就是兵符。《说文解字》称其“分而相合”，也就是先将一整块符牌一分为二，使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在一起以验真伪——现代汉语中的“符合”一词，也正渊源于此。

细观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的这枚八思巴文银字符牌，正、反两面均刻有虎头花纹，虎面正向，虎头鼓睛阔嘴，顶鬣上扬如火焰，颈毛卷如涡云，前爪勾利，十分威武。黎李说，早在上百万年前，虎就同中华先民生存在一起。因其特有的王者风范、华丽美感和不怒自威的震慑力，古人将虎的形象用于服饰、建筑装饰、饮食器具、文物艺术品等元素之中，用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八思巴文银字符牌为铁铅等合金质地，通高18厘米，径长11.7厘米，重247克。文字为银质，两面镶嵌凸起的元朝官方文字八思巴文正体字五行，一正一反。这面银字圆牌虎符，是诸王公为军情急务遣使者，或朝廷军政急务遣使所用的信物。

手机看片福利在线中新网兰州6月6日电 (杨娜)被学者称之为“国际通行证”的元代符牌在当时可通行全国各地及蒙古四大汗国，域跨欧亚大陆。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元代八思巴文虎符圆牌(又称“八思巴文银字符牌”)，作为目前世界范围内公开所藏为数不多的“铁质银字圆牌”之一，该符牌因何价值被视为“镇馆之宝”？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李永平近日接受采访表示，该馆收藏的八思巴文银字符牌保存十分完整，是文物工作者从兰州废金属仓库中征集所得，后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这枚符牌造型设计精巧，纹饰细密流畅，不仅是元朝制定符牌制度的实物证明，也让后世对元代金属手工业技术留下深刻印象。

对于符牌上所书写的八思巴文，甘肃省博物馆副研究员黎李介绍说，符牌上的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创建并推行的一种全新的官方文字。符牌中央嵌入的八思巴文字，经相关专家翻译，意为“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如不钦奉虔敬，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