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一步分析，长期以来，中国在扩大投资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但在提振消费方面的政策相对有限。所以，下一步更好地提振消费，需要有更多的政策工具。

在王一鸣看来，有三项改革可以进一步推进，一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这项改革落到实处，就能有效激励地方政府推动扩大消费的积极性，改变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行为模式。

我就去色色今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4%，创下了2024年以来月度最高水平。王一鸣认为，社零回升的背后，是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支撑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耐用消费品较长使用周期等情况，后续消费端还会存在一定压力。

王一鸣认为，短期内要着力提高居民收入，需要提高三个“比重”——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的比重、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根本解决问题。

“今年政策力度很大，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将其落到实处，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能够大于名义GDP增速，对总需求形成有效的拉动作用。”王一鸣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