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鉴于该名辩护人的错位行为，他已经没有资格再担任本案被告人的辩护人。因此，在接下来的法律程序中，如果被告人及其亲属仍不委托律师，那有关方面就需要为其重新指定一位律师当辩护人。

司法机关以国家的名义指控犯罪，与国家机器相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弱势地位，而通过辩护人的介入达到控辩平衡，有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辩护制度的价值，正在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律师的“辩护人”身份，不是来自被告人或其亲属的委托，而是来自有关方面的指定。有必要指出，在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方面，法律对指定辩护人和委托辩护人的要求并无二致。因此，指定辩护不是辩护人可以放弃职责、背离职责的理由。

可见，法律对辩护人的角色定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维护者”。这种角色定位决定了，辩护人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忠诚”义务。当然，辩护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忠诚，不是无条件的“愚忠”，前提是“根据事实和法律”。

黄色《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了辩护人的职责：“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对于本案的被告人来说，名义上有辩护人为其辩护，但事实上，被告人不仅未得到有效辩护，还遭遇了“第二次指控”，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二审法院据此认定原审程序违法，无疑是准确的。

指控被告人，背离了辩护人角色定位，违背律师职业道德。而更重要的是，辩护制度存在的基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辩护人的充分信任。一旦辩护人指控被告人导致信任坍塌，可能会从根基上动摇辩护制度。

本案中，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努某虽没有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但案件的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其犯罪行为。检察机关提出的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的量刑建议过轻，望法院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加重处罚被告人努某”。这不是辩护人该说的话，其扮演的角色更像是“第二公诉人”，在进一步指控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