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回成都后，他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少——周六下午6点下课，马上从泸定出发，开车3到4个小时，回到成都家中已差不多晚上10点。周日上午，和孩子们短暂相聚，吃完午饭就要往泸定赶——他得在晚上6点半的高三晚自习前准时出现在教室。

责备一句也说不出口，只剩下满满的内疚。“这半年，陪伴了另一群孩子的成长，却错过了自己儿子的成长。最该被责备的，难道不是我这个父亲吗？”

补基础，时间是最基本的投入。一周七天，教学几乎占去他六天半——周一到周五，每天忙完都在晚上10点以后。周六全天和周日下午半天被延时服务课占去，仅剩的半天有时还要家访。

初中毕业，从镇上考到县城高中；高中毕业，如愿考上理想中的师范大学；大学毕业，顺利入职成都石室中学，成为一名数学老师。

这位最擅长解题的中学数学老师，遇到了一道棘手的难题——继续留在泸定，将错过儿子两年多极为关键的成长；如果提前结束支教，但“两个班，一百来个学生，高考升学就在眼前，学生们又怎么办？”

再比如罗鹏程课多的时候，几乎顾不上儿子。但等他下晚自习回到办公室，发现儿子不是在安静地写作业，就是在看书。“问他吃了晚饭没有，他说已经在学校食堂解决了。”

比如一家人最担心的新环境适应问题。儿子到了泸定没多久，就告诉父亲不用送他了，他已经搞清楚公交车路线了，可以自己坐车上学、放学。

广州日报“叛逆，好动，老师说(孩子)经常跟同学发生一些小冲突，在班里相处也不太愉快……孩子妈妈说的话有时(他)也不太听得进去。”

相较于罗鹏程的很多大学同学，他可谓“出道即巅峰”：“已经在全川最好的中学之一工作了，还有什么可愁的呢，安心教书就行了。”

妻子是一名中学老师兼班主任，“几乎每天都是早上六七点出门，晚上八九点回家”。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5岁，如果罗鹏程去了泸定支教，孩子就只能交给老人照管。

周末也不再耗在成都、泸定的两地奔波上，父子俩会一起买菜做饭，吃完饭再各自捧一本书阅读。儿子甚至很快就把带的书看完了，一回成都就让父亲带他去书店买书。

“虽然这里的教育软硬件都比不上成都，但如果这三年我和儿子一直两地分离，缺乏陪伴和交流，，不管这三年我发展得多好，收获了多少，但如果孩子没有得到更好地成长，这一定会是我作为家长最大的遗憾。”

电话顺理成章成为他和两个孩子联系最多的方式。但大半年过后，罗鹏程明显感觉到，儿子在电话里跟自己的话越来越少，“问一句答一句，很少主动分享学习和生活，有时候语气甚至有点不耐烦”。

“兄妹两个，妹妹年纪小，乖巧讨喜。但哥哥快10岁了，已经有了叛逆的前兆，主要就是好动、毛躁，经常和同学发生小冲突，同学关系也不太融洽。家里老人的话也不太听得进去，有点‘小霸王’的苗头了。”刚听到这些时，他当然是生气的，但当儿子一言不发地站在面前时，罗鹏程才猛然惊觉：一别半年，儿子个头又蹿了一截，印象里的小男孩已经是个快进入青春期的小少年了。

他接了两个班，一个高一、一个高三。快速摸底后，罗鹏程发现，这里的学生数学基础普遍比较薄弱。这也意味着，他此前在顶级名校里积累了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很多并不适用于这里的学生，甚至在一些方面，“必须推翻从前的自己，重新摸索出一套方法”。

但2022年，他35岁时，一场乡村振兴帮扶支教的宣讲，改变了罗鹏程的职业轨迹。他在宣讲会上想起了幼时的求学经历。“我算是幸运的，通过读书离开了农村。尤其是后来入职石室中学以后，才更加深刻地明白，一所好学校，一位好老师是多么重要。”他甚至有些替自己老家的同学惋惜，“如果那时能有这样的学校和老师，也许很多人的命运都能被改变。”而现在，“只要我报名且通过批准，就将成为那个可能会改变更多孩子命运的人。我觉得这件事值得做。”

对于儿子即将面临的升学，罗鹏程也有初步计划，“等孩子六年级时我会给他做一些小升初衔接，到时候我支教结束，他回成都上初中会相对更容易适应。”

此前半年，罗鹏程在甘孜泸定中学支教，平均每月能回一次成都；孩子妈妈在成都一所私立中学任教，每天早出晚归，大部分时间，孩子都由老人照管。

事实上，这一年来，通过儿子身上的诸多变化，罗鹏程已经不再纠结儿子在分数上的得失。他准备找机会好好跟儿子聊聊自己支教的事，他想告诉儿子，自己离开成都，离开他和妹妹，不是因为自私，而是因为有更多的哥哥姐姐需要自己。“往大了说，我觉得人的一生，总还是需要一些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如果孩子能通过在泸定跟我生活的这几年去明白这一点，显然远比获得一个优秀的考试分数更有意义。”

父子俩一起住教师公寓，三十平方米的单间也因为儿子的到来，有了家的味道。更让罗鹏程意外的是，从儿子的表现来看，此前诸多担心都有些多余。